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对于维护国家网络主权和国家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

总体上说，即使新自然法学家关注法律与某些实质价值的联系，但是此种关注已经服从于自然法理论的形式或程序方面的分析。因此，单独的法律探讨在这个时期可能并没有出现。

其中自然权利理论回答了近代政治的目的问题，而社会契约论理论回答了个人如何组成国家问题。但是近代早期的自然法理论中我们依旧可以识别出人类对理性的自信，特别是在启蒙运动中，对人类理性的自信是一个主要特征。首先，通过基本权利确定了个人和国家的位阶关系：个人自由优于国家。具体来说，近代世界建立在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颠覆的基础上，其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就是个人和政治领域的独立。这种看法可能发展成一种尼采哲学的自我表现论，或者成为一种比较温和形式的功利主义。

拉兹认为：如果法治是良法之治，那么解释其本质就是要提出一种完整的社会哲学。个人自由作为政治终极目标原则上不受限制，而国家在与个人互动过程中由于存在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而必然受到限制，这在制度上表现为通过宪法规定一系列基本权利来限制国家权力运作的范围。他们试图在不完全脱离既有学界思维的前提下融贯学说与实践。

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52-65页。⑦20世纪90年代末，从行政法学界开始，各部门法学的学者对比例原则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在这种情形中，法官并非围绕比例原则的学说分析框架来展开论证，而是在对案件进行整体判断后，将比例原则附带写作进判决书中。(72)参见[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5-190页。

⑧例如，在刑法学中，比例原则往往与法益衡量、正当防卫等议题相结合。卡龙认为，转译是指所有与技术装置、语句和人有关的操作活动。

申诉人直接起诉土地登记行为的合法性，亦无助于其权利的救济。(64)由于身份的不同，他们之间必然会引发本土实践知识与外来引入知识的冲突。接受理论是基于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根据关于人的接受实践的相关研究所形成的理论。(89)参见蒋红珍：《比例原则适用的范式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106-127页。

(56) (二)法官拥有知识再生产机制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法官在自身期待视野下是如何行动的？对于学者想要主导的对比例原则的解说，法官们采取的行动策略就是按照内部知识生产机制来创建官方学说。期待视野构成了内容生产和接受的框架。(85)参见张巍：《法经济学与中国司法实践——法律人思维的一个脚注》，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4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276页。从法官的角度来看，法官的期待视野就是他们基于自己对审判活动的经验而形成的合理期待。

法官与学者对比例原则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重组兴趣和目标的方式实现对行动者的聚集。(41)姚斯在研究中接续了库恩的思想，在文学研究中实现了从创作者中心转向读者中心的范式变化。

因此，转译的中心思想是解决矛盾。基于学者的视角，我们如果试图对比例原则的中国实践变化作出合理化解释，就会发现矛盾在论证上很难被彻底解决。

许多法学作品表面上是写给法官的，但没能吸引法官，因为作者缺少对法官的需求的良好理解。(70)参见姜涛：《认真对待法学通说》，《中外法学》2011年第5期，第927-943页。例如，张翔根据比例原则审查顺序对机动车限行措施进行了分析。从实然状态推到应然状态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22)如果不从法官自身的知识适用角度出发分析他们的行动策略，站在外部的改良方案就无法切中知识传播的核心。(34)例如，在王连忠等与抚远市人民政府及抚远市农业开发办公室行政处理决定案中，法院认为，如果法院不加区分地直接将土地使用权证予以全部撤销，显然有违依法行政应遵循的最小侵害的比例原则。

(69)参见黄卉：《论法学通说(又名：法条主义者宣言)》，载《北大法律评论》编委组编：《北大法律评论》(第12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382页。(67)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出现不同于学说的司法实践的现象的本质是互相冲突的观点共存在同一个社会中，从而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不信任。

(50)因此，中国法官本质上仍然是根据特定案由和具体法律来适用比例原则的。我们要思考如何将局内人与局外人合为一体，理解知识的发展并不因知识学习者的社会身份变化而改变。

虽然在实质判断问题的角度上，它或许相较于比例原则更有用，(84)但是，由于对经济分析的转译需要更多的代言人发声，因此，经济分析在知识传播、理解与应用上较比例原则成本更加高昂。与比例原则相反，经济分析就不太容易组建传播同盟系统。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71年的石油产品存储义务案[BVerfGE 30,292(336)]中运用了四分法，斯特芬·德特贝克(Steffen Detterbeck)等学者也认同对四分法的运用。学者与法官在关于比例原则的知识构建上即使存在客观的知识竞争，也仍然具有互动合作的空间。该学者提出这一方案是希望进入释义学体系内部探查法官裁判的合理性因素，认为不同的司法审查强度会对位阶适用产生不同影响。(92)研讨会、座谈会等交流形式都体现了转译场所的变化。

法官在司法场域中能够轻松地凭借其自身所处的实际位置影响法学知识的话语定义。并非法官想要彻底否定学者的建议，而是学者最初的逻辑无法与法官的看法相兼容。

几乎所有干预个人自由的行政行为都会影响甚至侵犯到基本权利的行使。(33) 从裁判策略来说，法官选择比例原则作为利益衡量的证成工具是一种方法包装。

过往关于实践差异的争论不应再是学界讨论的重心，那些论战在知识传导过程中已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27) (一)比例原则作为说明明显违法情形的修辞工具 在不同行政案件的判决书中，法官适用比例原则进行说理的篇幅并不一致。

(82)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此类发现会对我们认识知识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本土改良方案想要对法官形成指导影响，本质上可能是在教鱼游泳。运用比例原则也有其理性基础：比例原则的分析逻辑有助于法官简化思考，降低法律分析的难度与成本。在行政审判中，将比例原则与公共利益勾连起来是常见的法官论证方式。

(36)参见李海平：《比例原则在民法中适用的条件和路径——以民事审判实践为中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第171-173页。例如，法官会依据最小侵害的比例原则进行裁判。

接受者是生成内容的积极主导者，对引导内容的发展方向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应跟随行动者的行动去探讨比例原则中国通说的构建。

以法官及律师等为接受者群体，比例原则最初就被人们设计为一套法学家和法律家共同享有的知识话语体系或范式。在此基础上，我们遇到的所有新东西才能为经验所接受，即在经验背景中具有可读性。